前雅虎CEO、谷歌早期工程师玛丽莎·梅耶尔因使用AI的方式招致大量批评。在接受采访时，她谈到自己的新应用Dazzle——一款能从相机胶卷中学习、充当AI助手的应用——并摆出一个她认为足以展示产品实力的例子：Dazzle帮她为十岁女儿在学校生日展示上写出了三个要点，把女儿描述为“有同理心、有创造力、热爱动物”。
这个描述含糊得像一份通用星座运势，恐怕可以用来形容许多十岁孩子。
进步派活动人士莉亚·格林伯格等旁观者惊叹：“玛丽莎·梅耶尔竟愿意主动向记者披露这件事，这很好地说明硅谷文化已经与其余人类多么脱节。”
梅耶尔之所以引来如此多反弹，也许是因为我们一再看到养尊处优的亿万富翁建议把育儿——人生中对耐心、谦逊和善意最大的考验之一——外包给一个无法理解人类情感的计算机。
我们早已被这类言论激怒过。去年，OpenAI CEO萨姆·奥尔特曼在全国电视节目上对“无聊猿”持有者、深夜秀主持人吉米·法伦说：“我无法想象……在没有ChatGPT的情况下如何养育一个新生儿。”公众也不喜欢这番话，但奥尔特曼并未因负面反馈而退缩。几个月前，他在X上说，ChatGPT Work的一个“很酷的用例”是制作一档播客，聊聊孩子即将到来的生日或足球比赛，并“解释孩子的兴趣”。（他被评论区狠狠嘲讽，有人写道：“你何不直接和孩子聊聊？”）
文章发表后，梅耶尔在X上发长文为自己辩护。她声称自己并不是依靠Dazzle来向她解释孩子，而是在测试原型能做到什么——它重新浮现出“被遗忘的幼儿园项目”照片，比如一个“snake devenomer”或“sandcat playground”，展示了她女儿的创造力和对动物的关爱。
这话说得过去。但梅耶尔在同一次采访中还说，人们也可以用她的AI外包“琢磨孩子生日派对主题”这类心理负担。她说自己用这款应用为女儿安排玩伴聚会、预订假期家庭活动，并决定万圣节扮成什么。她甚至提出，自己的AI助手可以与丈夫的AI助手协调计划。当记者问她，想象这样一个“由AI规划的、无缝顺畅的未来”是否会令人沮丧时，梅耶尔回答：“我还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
这些领导者似乎把反对者视为一小撮愤怒的边缘群体。然而，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50%的美国成年人认为AI会削弱人们建立有意义关系的能力。只有5%的受访者表示，AI会让建立这些联系更容易。
不过，Meta CEO马克·扎克伯格与他的硅谷同侪一样，设想了一个由AI满足我们社交需求的世界。
“我认为普通美国人平均朋友不到三个，也就是他们认为是朋友的人不到三个，而普通人希望拥有比这多得多的朋友，我觉得大概是15个朋友。”扎克伯格去年在一档播客中说，“普通人渴望比现在更多的联结和联系。”
扎克伯格预测，把情感需求外包给AI治疗师甚至AI伴侣，在社会上将变得越来越可接受。“当你能拥有实体联系时，这些联系当然有种种更好的地方，”他补充说，“但现实是，人们……很多时候比他们希望的更孤独。”
扎克伯格接着解释，AI虚拟化身的虚拟现实呈现正变得越来越逼真。Meta似乎更热衷于改善我们与这些“人类近似物”的关系，而不是改善每天使用其平台的数十亿真实人类之间的关系。
也许部分原因在于科技行业崇尚效率的文化。人们试图用健康追踪器优化睡眠时间表，或注射不受监管的“肽组合”来最大化生产力，以此“生物黑客”自己的身体。
如果你在造电动汽车或计算机芯片，效率当然是明确的北极星。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并不是一个要求以尽可能少资本交付的科技产品。人际关系本质上混乱，但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可以赋予生活意义。当我们把这些互动委托给计算机时，我们放弃的是作为人那些艰难却充实的体验。
